工作坊｜跨越边界：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中国艺术

hyde0223 2025-06-10 装修禁忌 3 次浏览 0个评论

2025年5月24日，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交流中心访问学者、俄罗斯“彼得宫”博物馆馆员（研究员）、国际瓷器研究会会员Anna Shulgat女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研究员的召集下，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智库楼106召开“俄国帝国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与中俄文化交流”工作坊。本次工作坊聚集了来自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俄罗斯“彼得宫”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栖霞寺、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家单位学者齐聚一堂，就俄罗斯博物馆中所藏文物及艺术品与中俄文化交流、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艺术品、文物以及宗教版画、瓷器等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者合影

工作坊伊始，由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白若思研究员致开场辞。王启元副研究员表示，本次工作坊旨在打通文物、历史、艺术等多学科壁垒进行贯通性研究。得益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交流中心提供的宝贵机会，与会学者能够在本次工作坊中交流观点、切磋学术，共同讨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问题。白若思研究员指出，中俄文化交流史作为中俄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逐渐成为学界同仁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度仍需加强，通过物质遗存反映文化交流是文明互鉴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与会各同仁跨学科、跨地域、跨视角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对中俄文化交流专题研究意义非凡。

工作坊的上半场由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博士担任会议主席及评议人。

上半场首位发言人是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Maria Menshikova（玛丽亚·缅西科娃）正高研究员，其报告题目为“中俄关系史上的礼品”。缅西科娃指出，17世纪俄罗斯帝国与中国建立了直接外交关系并交换了许多外交礼品，她的报告从实物研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角度入手，综合利用俄罗斯博物馆藏品和俄罗斯外交档案史料，尝试重现1894-1909年间俄罗斯与清帝国交往中的礼物交换情境并讨论这些中国工艺品在俄罗斯的文化意义。

中国景泰蓝大盆，1895年清廷对俄罗斯的外交礼物，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学者Polina Rud（波利娜卢金）在其报告“俄罗斯早期中国艺术品收藏史”中指出，俄罗斯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与两国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其收集过程也十分具有代表性。俄国与清朝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北部边境建立起来，因此早期进入俄罗斯博物馆的藏品也多出自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北部地区，这些藏品也成为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民俗、文化、文学、宗教等问题的重要参考。

第三位报告的学者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多丽梅研究馆员，她所报告的题目为“俄罗斯沙皇的礼品在中国博物馆”。多丽梅认为，得益于地理优势，俄罗斯成为首个在北京建立俄罗斯馆和东正教堂的欧洲国家。自17世纪起，两国宫廷间的正式交往便已开始。18世纪，俄国来华使团更加频繁，19世纪，驻北京俄罗斯馆的职业画师为清朝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绘制了多幅图像，俄罗斯医生也曾为康熙皇帝等清廷成员提供医疗服务。到19世纪，中俄官方进行了两次图书交流；这几次中俄交流中留存下来的文物至今仍保留在故宫博物院中，然而这些能够见证两国三百年来文明交流互鉴的文物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在其报告“16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俄罗斯的传播”中讨论了中国瓷器在俄罗斯宫廷及民间的影响。白若思认为，13-14世纪的俄罗斯本土已经有收藏中国瓷器的记录，16世纪前后中国瓷器开始出现于俄国宫廷、贵族的个人收藏品中；17世纪中俄两国的直接交流使俄罗斯的中国瓷器数量不断增加，瓷器贸易与其他工艺品、奢侈品的贸易促进了中俄两国的友好交流。白若思尝试于报告中讨论中国瓷器在俄罗斯的传播史以及瓷器贸易在中俄关系史中的作用、中国瓷器等工艺品对俄罗斯18世纪本土美术发展的影响。

俄罗斯伊丽莎白女皇的“中国厅”设计，1750年代

切尔卡瑟公爵收藏的中国瓷器，1730年代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博士研究生张怀艺的报告题目为“17-18世纪欧洲仿制宜兴紫砂器初探”。张怀艺尝试围绕17-18世纪欧洲仿制紫砂器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探讨，着重梳理紫砂器及其仿制品的核心概念、主要仿制地点、时间发展脉络并尝试就17-18世纪欧洲引入宜兴紫砂器的契机与仿制动因进行探讨。

下半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邓菲主持，她表示本次工作坊所报告的诸多学术话题在艺术史、文化史领域意义非凡，也颇具前沿性眼光。

第一位报告者是来自俄罗斯“彼得宫”博物馆的学者Anna Shulgat。安娜教授的报告围绕俄罗斯著名学者阿里克谢耶夫（V.M. Alekseev, 1881—1951, 中文名为阿里克的年画收藏品展开，安娜教授基于目前已出版的日记、回忆录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档案材料阐释阿里克谢耶夫作为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并梳理阿里克谢耶夫在1907-1909年访华期间所收藏的年画。另外，安娜教授还尝试基于文献和实物证据梳理阿里克谢耶夫在北京的中国老师、友人等人际网络的构成。

与安娜教授的关注相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徐晨蕾的报告也聚焦于阿里克谢耶夫，报告题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家阿里克谢耶夫的中国年画研究”。徐晨蕾指出，20世纪俄罗斯汉学奠基人阿里克谢耶夫突破传统汉学研究聚焦精英典籍的桎梏，以中国年画为切入点，开创了俄国汉学研究中的新范式。在1906-1926年间，他三次赴华实地考察并系统采集年画实物，形成了“图像采集-文化阐释-博物馆收藏”的完整路径。不同于早期猎奇式收藏模式，阿里克谢耶夫通过“在场性”抵近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先生”合作完成《粗画解说》档案，用“活传统”释读弥补了当时年画研究的文献空白，使年画从异域图像升格为学术研究对象。当下，其个人捐藏已经由博物馆转化为公共知识资产，形成“学者+机构”的可持续研究机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张晓依的报告题为“最忆——禄是遒《中国迷信研究》插图与江南”，报告指出上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禄是遒在江南地区传教的过程中，对当地的民间信仰产生兴趣。以“迷信”为名，出版了一套《中国迷信研究》。该书有十八册，出版周期自1911年他因病调任如皋起，至1938年徐家汇的耶稣会方面因经济拮据中断了丛书的印刷。该书不仅内容翔实、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情况，还获得了法国主流汉学界的认可。《中国迷信研究》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插图，其中有插图824张、符咒标识150张。这些插图既有禄是遒传教期间长期收藏的年画、纸马、符咒等，也有土山湾印书馆为出版需要根据原图临摹后石印的作品，还有土山湾画师去如皋绘制的寺庙中的佛像。

南京栖霞寺净善法师对佛经版画的研究指出，佛教版画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它源于佛教传播过程中对佛经、佛像的复制与传播需求，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佛教版画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佛像、佛经故事、佛教建筑等多种题材，通过精美的画面和细腻的线条展现了佛教的教义、信仰和文化内涵。在艺术风格上，佛教版画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佛教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如线条流畅、形象庄重、色彩鲜艳等。它不仅在宗教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绘画、雕刻、印刷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南京博物院学者奚可桢的报告指出，南京博物院是我国大型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之一，目前藏有五十三万件文物，包括大量的古籍和文献资料。在卷帙浩繁的古籍遗存中，版画插图以其图像叙事功能与文本诠释形成结构性互补，不仅承载着多维度的历史信息，更以视觉化语言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观念与技术范式。奚可桢尝试基于南京博物院所藏古籍版画的物质属性与图像功能，从题材分类学切入，结合版本学、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选取代表性个案进行理性分析，旨在揭示其作为“图像文献”在文化传播史与技术史中的独特价值。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徐瑞佑的报告题为“等级秩序的向外扩散：清初对朝、蒙、俄交涉中的鞍辔”，报告指出“国语骑射”被清前期上层视为八旗根本，在清初政治、物质文化中的辐射极广。同样，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对清初外交领域的研究。在以往针对明清时期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研究中，册宝、冠服中蕴含的“华夷”心态及自上而下的“垂直”国际关系屡为研究者所重。然而，清初对朝、俄以及与蒙古游牧集团的外交中频繁出现的鞍具并未引起研究者充分关注。形式各异的鞍具或与传统外交赐物中的册宝、冠服具备近似的意义，象征宗主国等级秩序向藩属国的投射，代表着朝贡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俄国与长期处于朝贡关系内部的朝蒙不同，正是对外交礼仪的错位认知导致了顺治时期清俄关系开展的诸多困境。

清代雕龙马鞍，17世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博物馆收藏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子璇为与会者带来“想象的‘东方瓷塔’：代尔夫特花塔考辨”。李子璇在报告中指出，代尔夫特“花塔”是荷兰代尔夫特在1680年代生产的一类具有塔式形制的特殊花瓶，代表了其制陶业巅峰阶段的水平。尽管其造型的跨文化属性已获共识，但往往局限于视其为“中国塔”仿制品的扁平认知，忽略了其作为欧洲脉络下“中国风”产物的能动性，也简化了物质产品的跨文化挪用的复杂性。因此，李子璇在广泛收集目前可见花塔实物、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赜和辨析围绕花塔的几个核心问题——追溯影响花塔造型生成的中西文化因素，辨析其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塔”；探究花塔如何超越其固有的花器功能，在更深远的层面上影响到近代早期的欧洲；考察花塔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如何进一步参与跨媒介和跨文化历程。并借此个案对“中国风”器物的跨文化机制进行反思。